济南企业投资减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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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统筹协调，破产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各级政府和法院加强统筹协调，在破产案件中密切配合，相关工作机制有力保障了企业破产法的实施。一是推动经营困难国企有序退出。2007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推动97家中央企业下属的804户企业依法完成破产或进入破产程序，采取破产方式的中央企业占全部“处僵治困”退出企业的24。3％，有力支持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河北省搭建困难国有企业破产服务平台，通过集中运作降低破产成本，提高处置效率。二是因企施策开展破产重整。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前景的困难企业，积极运用重整方式帮助企业提升产业层次、改善公司治理、实现重生发展，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庆钢铁、东北特钢、青岛造船等一批大型企业通过重整实现了扭亏为盈和产业提质升级。三是破产办理更加便捷。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将降低破产制度运行成本作为优化营商环境重要内容，政府相关部门与法院建立协调机制，共同推动解决破产程序中的启动费用、税收处置、信用修复、企业注销等问题，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测评中，我国办理破产的评价名次从2013年的第82位提升到2020年的第51位。四是稳妥处置企业破产带来的风险。各级党委、政府和法院系统全面贯彻落实防疫抗疫决策部署，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要求，大力推行参与破产程序的线上渠道，着力发挥破产制度挽救功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二）破产程序执行存在薄弱环节。一是破产案件程序启动难。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8条、第10至14条对破产申请和受理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实践中不受理或受理期限超过法律规定期限的情况比较普遍。有的地方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增设受理条件，受理与否有时主要依赖法官主观判断而非法定条件。二是破产案件的审理周期普遍较长。企业破产法第14条关于通知债权人、第45条关于债权申报、第79条关于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第84条关于召开债权人会议、第120条关于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等，都对破产程序主要环节的时限作出了规定。但是实践中，破产案件的审理时间普遍较长，而且因案因地差异很大。一些省份法院已审结的破产案件平均周期超过500天，有些破产案件审理时间长达数年，少数破产案件甚至超过十年未能审结。三是财产保全措施难以解除。企业破产法第19条规定，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中止。有些对债务人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的机关将破产理解为清算程序，拒绝在重整、和解程序中给予解封，或者将保全措施仅理解为诉讼保全，不适用于公安、税务、海关等行政机关对财产的查封，对破产财产处置形成障碍。四是“执转破”等法律程序衔接存在困难。法院的“执行不能”案件中，大量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符合破产立案标准，但是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机制不完善，在移送条件和程序等方面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对于被执行企业是否移送破产审查，各地标准差别很大。
（二）市场化破产的机制不完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破产工作逐步从政策性破产向市场化法治化破产转变，资源配置从行政干预转向市场主导，但囿于思维惯性、路径依赖，相关工作机制仍不完善。一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破产工作涉及面广，很多案件没有政府的支持协调难以推进。部分地方政府工作缺位，认为企业破产是法院审理范围内的事项，缺乏积极配合态度。在缺少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法院对处理破产案件存在畏难心理，有的告而不理，有的没有政府批文便不办理。个别地方政府工作越位，一些地方破产案件依然沿袭政府主导的工作机制和做法，虽可以较好解决破产衍生的社会问题，但也存在着与市场主导的破产机制不适应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风险。二是政府与法院联动处置的工作机制不完善。一些地方虽然初步建立了府院联动机制，但制度化不足。实践中主要还是“一事一议”、“因案协调”，因案因地差异较大。大部分府院联动机制主要局限在政府和法院之间，管理人与公安、民政、税务、金融等部门对接时还存在障碍，需要提供繁琐证明材料或法官亲自办理，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的“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
（六）完善信用修复机制，推动重整企业信用重建。一是研究对破产重整后企业原有不良信息处理的制度性安排。探索对重整企业涉及债权债务的相关记录与重整前做适当切割，适时推动修订有关法律法规。二是强化信用信息共享。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站、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关于破产企业与破产企业负责人的状态信息要及时更新共享。三是进一步规范重整企业信用修复的办理。建议明确信用修复的申请人、申请标准、审核办理时限，市场监管、税务、人民银行、司法执行等部门要及时受理、依法审核企业信用修复申请，符合条件的要在规定时限内采取措施，为企业修复信用。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重整企业予以融资支持。四是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要依法建立健全打击逃废债的配套制度政策，严厉打击借破产形式恶意逃废债务等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纳税人被法院判决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无效，购买土地、商品房的实际交付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能否申请退还契税？……这些纳税人关心的问题，《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契税法若干事项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3号，以下简称“23号公告”）给予了明确解答：纳税人缴纳契税后，如发生因人民法院判决或者仲裁委员会裁决导致土地、房屋权属转移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等3种情形，可以申请退还契税。
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后可退税23号公告补充了契税法的退税规定，将退税时间完善为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全流程。
具体来说，契税法第十二条明确了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前可以申请退税的情形，即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前，权属转移合同、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已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办理。但是，实务中还存在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后可以申请退税的情形，例如，在权属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产生恢复原状（即土地、房屋权属变更至原权利人）的法律后果的，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契税。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土地、房屋产权转移后恢复原状都可以申请契税退税。根据23号公告第五条第四款第1项规定，因人民法院判决或者仲裁委员会裁决导致土地、房屋权属转移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且土地、房屋权属变更至原权利人的，可申请退税。其中，纳税人需要关注退税的必要条件：一是认定无效的途径，即应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仲裁委员会裁决导致土地、房屋权属转移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二是没有新增权利人，土地、房屋权属应变更至原权利人。
“退房”后退税，需分情况处理
实务中，由于消费者被发现没有购买资格、逾期交房等各种原因，买卖双方未能完成交易的事件时有发生。退房能否退税，是不少纳税人关注的问题。笔者提示，纳税人应根据是否办理权属登记，分别适用政策。
现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购房人办理退房有关契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32号）明确，对已缴纳契税的购房单位和个人，在未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前退房的，退还已纳契税。9月1日起施行的契税法和23号公告延续了这一规定，并明确了权属转移登记前，转移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以及权属转移登记后，法院判决或者仲裁委员会裁决导致土地、房屋权属转移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产生符合条件的“退房”，可以申请退还契税。
多缴契税符合条件可以退还
为保证土地、房屋权属承受方正当权益，23号公告明确了多缴纳契税可退还的两种具体情形：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交付时，因容积率调整或实际交付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需退还土地出让价款；在新建商品房交付时，因实际交付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需返还房价款的，均可申请退税。
具体来说，契税法第四条明确，土地使用权出让、出售，房屋买卖的契税计税依据，为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确实发生变更的，计税依据也应变更。同时，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明确，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应予退还。